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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这悲伤而温和的话，巴威尔想了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如同没她这个人似的，她总是沉默着，一天到晚地提着心吊着胆，不知什么时候不对劲儿就要挨打。巴威尔因为不愿和他父亲见面，最近一个时期很少在家，因此和母亲也疏远了些，现在，他逐渐地清醒过来，细细地望着她。

    她长得很高，稍微有点驼背，被长期劳作和丈夫殴打所折磨坏了的身体，行动起来毫无声响，总是稍稍侧着身子走路，仿若总是担心会撞着什么似的。宽宽的、椭圆形的，刻满了皱纹而且有点浮肿的脸上，有一双工人区大部分女人所共有的不安而哀愁的暗淡无光的眼睛。右眉上面有一块很深的伤痕，所以眉略微有点往上吊，看过去好像右耳比左耳略高一点，这给她的面孔添上了一种小心谛听动静的神态。在又黑又浓的头发里面，已经闪耀出一绺绺的白发了。她整个人都显露着悲哀与柔顺。

    泪珠儿慢慢地顺着她的两颊滑下来。

    “别哭！”儿子平静地说。“给我点水喝。”

    “我给你去拿点冰水来……”

    可是等她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

    她低下头看着他，站了一会儿，手里的杯子便有点颤抖了，里面的冰块轻轻地碰着杯子。把杯子放在桌上，她默默地跪在圣像前面。

    从玻璃窗外突然传来醉鬼的吵闹声。在秋天薄暮的潮润空气里，手风琴响起来了。有人高声唱着，也有人骂着下流话，焦躁疲惫的女人发出惊惶的叫声。

    在符拉索夫家小小的屋子里，日子过得比先前更安静、更稳妥了，而且和工人区其它各家比有点不同。

    他们的房子坐落在工人区的尽头承一条通往池塘的、虽说不高却很陡峭的坡路旁边。屋子的三分之一是厨房以及用薄板隔出来的母亲的小卧室，余下来的三分之二，是一间有两扇窗子的四方形房间，一边放着巴威尔的床，门口放着桌子和两个凳子、几把椅子，放衬衣的衣橱，橱上放着一面小镜，此外还有衣箱、挂钟和墙角上的两张圣像——这就是他们的一切。

    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巴威尔都有了：手风琴，有胸甲的衬衫，漂亮的领带，套鞋，手杖，一切他都买了。他变得和同龄人一样了，也出席晚会，也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里卡舞。每逢假日，他总是喝醉了才回家。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头痛、胃痛，脸色苍白，没有精神。

    有一次，母亲问他：

    “怎样？晚上玩得高兴吗？”

    他用一种阴郁焦躁的口气回答：

    “闷得要死！不如去钓鱼倒还好些呢，或者——去买上一支猎枪。”

    他对工作非常热心，既不偷懒，也不犯规。

    他沉默寡言，一对大大的碧眼，和母亲一样，总是不满地望着什么。他既没有买枪，也没有钓鱼，但很显然他离开了一般人所走的旧路：晚会不常去了，休息日往往到别的地方去，可是，回家时并没有喝醉。

    母亲非常留心地注意他的行动，觉得儿子浅黑色的面孔渐渐地变尖了，眼神也越来越严厉，嘴唇总是紧闭着，他仿若是在对什么事情生闷气，又好像有什么疾病正在耗损他的体力。从前，常有伙伴来找他，但由于总是碰不上他，大家也就不来了。

    母亲看到儿子和别的青年工人不同，觉得很高兴，但她能看出，他是专心致志地从生活的暗流中朝一旁的什么地方游去——这在她心中又引起了一种茫然的忧虑。

    “巴甫鲁沙！你身体不舒服吗？”她有时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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