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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艘扬帆起航的船向坐落着我们监狱的疾病横行的大陆驶去，将名声不好的政客和犯有谋杀罪的无政府主义者监禁起来，这对共患难的兄弟可以在一起促膝交谈，将彼此视为一种社会状态之中互惠互补的两派。

    通过这种场景引发的形象是非常生动的，演讲者的所有对手都会感觉到自己好像受到了威胁似的。他们的脑海里会显现出两幅画面：一片疾病横行的大陆，一艘能够将他们带走的船。不是也存在将他们放在那些没有进行清晰定义的可怕政客中间的可能吗？他们体验到的潜在的恐惧，跟之前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相威胁的演说带给国会议员的感觉一样，处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下，人们一定会向他投降。

    喋喋不休地说些大话，领袖总会从中获得利益。我在之前援引过的那位演说家能够断言——而且不会引起暴力的反抗——银行投资家和僧侣对投掷炸弹的人进行资助，因此那些有名的财政企业巨头理应受到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惩罚。这种断言总会在群体中产生有效的作用。就算是再强烈的断言，再有威胁性的宣言也都不为过。没有什么要比这种雄辩的表述更能令观众感到畏惧。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害怕，如果他们站起来反抗，他们也会被视为叛徒或其同伙而遭到镇压。

    如我所说，这种特有的雄辩的表述模式会在所有的议会中都极为有效。在危难时刻它的作用会更加明显。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中，那些伟大的演说家的演讲，读起来非常有趣。他们无时无刻不认为自己必须首先公然抨击犯罪、提倡美德，随后再对暴君进行恶意的咒骂，发誓不自由毋宁死。在场的人全都站起来热烈鼓掌，然后，冷静下来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群体的领袖有时会拥有非常高的智商，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拥有这些品质对他们非但没有好处，反而会给他带来很多危害。倘若他想要了解事物的复杂程度，允许进行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让他变得宽容，这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在任何的时代，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群体的伟大领袖拥有的狭隘思维让人们感到遗憾；但是准确地来讲，也正是智力受到最大限制的那些人拥有最为深远的影响力。

    在那些演讲当中最负盛名的演说，也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演说，经常会有令人感到疑惑的不连贯性，单纯看他的演说会让人感到迷惑不解，这个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独裁者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教学表述的常识和赘言，用来教育孩子头脑的再平常不过的拉丁文化，攻击和辩护的惯用观点只不过是小学生的谬论。毫无思想，毫无欢快的措辞变换，或是切中要害的讽刺。疯狂的断言让我们感到无比厌倦。在经历了这次令人十分不愉快的阅读之后，人们或许会同和蔼可亲的德穆兰一起高呼：“唉！”

    有时候一想到将强大的信念与拥有极端狭隘的思维融合在一起会给予一个拥有名望的人什么样的权力，就会让人毛骨悚然。一个人要想忽略眼前的障碍，展现出极高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条件。群体本能地在拥有力量和信念的人当中辨别出它的主人，他们总是需要这样的人。

    在议会当中，一个成功的演讲几乎全部依赖于演说者本人所拥有的名望，而不是取决于演说者提出的论证。关于这一观点的最好证明就是，当一个演说者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失去了名望，那么与此同时，他就会失去自身全部的影响力，即他根据自己的意志影响表决的能力。

    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演说者手持一篇包含有丰富论证的演讲稿登上讲台时，假如他只有论证，那么他最多也就是让人听听而已。一个拥有心理学见识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通过下面的这些话描述了一位缺少名望的众议员：

    当他走上讲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有条不紊地在面前摊开，带着无比坚定的信念开始了他的讲演。

    他夸耀自己，认为可以把激励了自己的信念灌输到所有听众的大脑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自己的论证；对那些数字和证据有着十足的信心。他很确定自己完全可以说服听众。在他所举出的证据面前，所有的抵抗都是徒劳的。他开始演讲，相信自己同事的眼力，认定他们必然会赞同真理。

    他刚刚开口就已经对大厅里的焦躁不安感到大为不解，听众们产生的噪音让他或多或少有点恼火。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安静一点呢？为什么这些人就不能集中注意力呢？对于正在讲话的人，那些众议员在想些什么？到底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会让这个或者那个众议员离开自己的座位？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神情。他皱起眉头停了下来。在议长的鼓舞下，他重新开始了演讲，加重了说话的腔调，做出各种手势。围绕在他身边的噪音越来越强，他连自己的话都听不见了。于是，他再一次停了下来。最终，他因为害怕自己的一言不发会引发令人胆寒的呐喊：“闭嘴！”就又开始了演说。人们的大声喧闹让人无法忍受。

    当议会极度亢奋时，它们成为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完全一样的群体，这时它的感情就会表现出总是走极端的特点。我们能够看到它们会做出最大无畏的英雄主义举动，或是犯下最恶劣的罪行。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他将会彻底迷失自我，投票支持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措施。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向我们说明了议会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丧失自我意识，让那些与自己的利益相对立的建议牵着鼻子走。对于达官显贵来说，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一种巨大的牺牲，然而在国民公会期间那个著名的夜晚，他们毫不犹豫地这么做了。国民议会的成员放弃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将自身永远处在死亡的威胁下，然而，他们选择了这样做，他们并不害怕在自己的阶层中大开杀戒，尽管他们心里都很明白，今天他们的同伴被送上绞刑架，或许他们明天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我在先前描述过的完全无意识的状态，没有任何因素可以阻拦他们赞成那些将他们冲昏了头脑的建议。下面的一段文字摘自于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这段话非常典型地讲述了这种情况：“那个备受我们谴责的决定……”他说，“那个在两天前我们还不想做出的决定，居然就通过了。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就是危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因素。”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确的说法了。

    在所有慷慨激昂的议会上，我们都能见到相同的无意识现象。泰纳说道：

    他们批准并下令执行一些让他们痛恨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仅是荒诞愚蠢的，简直就是犯罪——杀害无辜的平民，杀害他们的朋友。左派在右派的支持下，达成全体一致，在震耳欲聋的喝彩声中将丹东，他们的绝对领袖，这场伟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袖，送上了绞刑架。右派在左派的支持下，达成全体一致，在喝彩声中投票通过了革命政府最恶劣的法令。议会全体成员一致，在仰慕和热情的呐喊中，在对德布瓦、库车和罗伯斯庇尔等人充满同情心的赞扬当中，不由自主地一再进行改选，让嗜杀成性的政府依旧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平民派厌恶它，是因为它杀人如麻，山岳派憎恶它，是因为它草菅人命。平民派和山岳派，多数派和少数派，最后都一致赞成对他们之间的互相残杀进行帮助。牧月22日，整个议会将自己的命运转交给了刽子手；热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演讲之后的一刻钟内，相同的事情又被这个议会做了一次。

    这幅画面看起来会显得比较忧郁，但是它非常准确。当议会受到刺激和迷惑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表现出相同的特征。他们会成为极不安定的一群人，受制于所有的刺激。下面这段有关1848年议会的描述，来自斯布勒尔先生，他是一位民主信仰不会受到质疑的国会议员。我把《文学报》上这段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文字援引如下。它为我之前曾经描述过的夸张感情这一群体特征，为它极端的易变性——这能让它无时无刻不从一种感情转向另一种与其完全不同的感情——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范例。

    共和党派因为自己的分裂、嫉妒和怀疑，也因为它的盲目自信和无止境的愿望而走向毁灭。它的天真坦率完全等同于它的普遍的不信任。与没有法律意识，以及对纪律的缺失相伴的是无限的恐惧和幻象；从这些方面，农民和孩子们也比他们强不少。他们的平静就如同他们的不耐烦一样严重，他们的狂暴可以与他们的顺从相提并论。这种状态是一种没有足够成熟的秉性以及缺乏教育的自然结果。没有任何事能够让这种人惊讶，但是任何事情都能够让他们惊慌失措。出于恐惧或是出于对英雄主义的英勇气概，他们既可以赴汤蹈火，也可以做个无名鼠辈。

    他们会忽视原因和结果，以及事件之间的联系。他们时而灰心丧气，时而趾高气扬，他们极易受到恐慌情绪的影响，他们要么就是精神高度紧张，要么就是心情极度抑郁，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处在事态所要求的情绪或是状态之中。他们要比流水更加易变，思维紊乱，行为无常。我们还能期待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政府基础？

    幸运的是，从上面所描述的特点来看，它们并不是经常出现。议会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才可以组成一个群体。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人都会保留他们的特点，这解释了为什么议会能够制定出非凡的法律。其实，制定这些法律的人都是专家，他们是在自己幽静的书房里草拟这些法律大纲的，因此，投票通过的法律，其实是个人而并非集体的产物。当然，这些法律都是最出众的。只有当一系列的法律修正案转变成了集体努力的产物，它们才有可能产生毁灭性的后果。群体的产物无论品质如何，同一个被孤立的个人相比较，总会显得非常低劣。专家们阻止着议会通过一些考虑不周或行不通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其实就是群体的临时领袖。议会并没有在他的身上施加影响力，反倒是他可以影响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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