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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顽固地依附于传统的观念，并且强烈反对改变传统观念的，正是群体。在包含有社会等级的群体之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尤为明显。我坚持认为群体具有保守主义精神，而且指出，最暴力的反叛往往只能带来话语上面的变化。在上个世纪末，教堂被摧毁，牧师被驱逐出境，或是被送上了断头台，我们或许会认为，古老的宗教观念已经失去了它全部的力量。然而没过几年，为了顺从人民大众的要求，曾经被废弃的公开礼拜制度又再次被建立了起来。    古老的传统被暂时清除了，但它很快就又焕发了往日的风采。

    没有任何事例能更好地展现传统对群体思维的威力。最令人敬畏的偶像并不居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殿里那些最残暴的君主，几乎是在一瞬间，他们就会被击垮。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统治着我们的，是那些不可见的主人，它能够安全地规避所有反抗，只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被慢慢地磨损。

    3.    时间

    时间对于社会问题就如同对生物学问题一样，它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它是唯一的真正创造者，也是唯一的伟大破坏者。积土成山需要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的细胞到产生出尊贵的人类，也需要时间。几个世纪的运作足以转变任何惯常的现象。人们正确地认为，如果一只蚂蚁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它也可以铲平勃朗克山。倘若有人拥有可以随心所欲改变时间的魔力，那么他就拥有了信徒给予上帝的权力。

    但是，在这里我们只考虑时间对群体形成意见的影响。从这一观点去看，它仍旧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一些重大的要素，比如种族，也依赖于它，缺少它就不能形成。它产生了所有信仰的出生、成长和死亡。他们依靠时间获得了力量，失去力量也是因为时间。

    具体来说，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准备好的，或是它至少为它们准备了可以生根发芽的土壤。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观念可以在某一个时代，而不是其他的时代里实现。是时间把信仰和思想的无尽碎屑积累起来，从而使某个时代产生出它的观念。这些观念并不是随随便便或是偶然成长起来的，它们都深深根植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正是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果想要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研究它们的过去。它们既是历史的儿女，也是未来的母亲，但是，它们始终都是时间的奴隶。

    因此，时间是我们名副其实的主人，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变化，应该让它不受束缚地施展自己的能力。现在，在面临人民群众颇具威胁性的渴望，以及它所预感到的毁灭和剧变的时候，我们都感到极端惶恐与不安。想要看到均衡的修复，只得依靠时间，再无他法。拉维斯先生曾经非常恰当地说过：“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在一天之内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数百年才能磨炼出来的产物。封建社会的体系以一种无形的、混乱的状态存在了数个世纪，直到建立起它的典章。绝对的君主政体在形成统治的成规之前也会存在数百年。这些令人民满怀期待的时期是极为动乱不安的。”

    4.    政治和社会制度

    制度可以补救社会的不足，国家的进步是制度与统治得到改善的结果，社会变革可以通过颁布法令来产生效力——我认为这些观点仍旧被普遍接受。它们是法国大革命的起点，今天的社会理论也是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最持续不断的经验并没有撼动这个重大的谬见。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竭尽全力证明它的荒谬，可都是无功而返，然而，他们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观念、感情和习俗并不会因为法律条文的重作而被改写。一个民族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如同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的产物。它们并不是某个时代的创造者，而是由时代创造出来的。对于各民族的统治，并不会依照他们一时的异想天开，而是他们的性质决定他们要被统治。建立一个政治体系需要数百年的时间，同样地，改变它也需要同等的时间。制度没有固有的优点，从它们自身来看，它们既不好也不坏。那些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国家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国家或许会极为有害。

    进一步说，一个民族没有彻底改变它的制度的能力。毋庸置疑，在暴力革命的代价之下，它能够改变其名字，但是它们的本质丝毫未被改变。名称只不过是毫无用处的标签，历史学家在研究更深层次的史实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它们。也正因为如此，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依旧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之下，然而，总是表现出嚣张气焰的最具压迫性的专制统治，却是存在于那些原隶属于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尽管它们都拥有共和体制的宪法。各民族的命运由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所决定。我曾在之前一本书中，通过举出明确的事例来证实这一观点。

    因此，在制定各种枯燥无味的宪法上浪费时间，就好比小朋友的把戏，是愚昧的修辞学者毫无效果的努力。必要性和时间承担着完善宪政的职责，我们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让这两个因素产生作用。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采用的计划，就如同他们伟大的历史学家麦考利在一段文字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所有拉丁国家的政治家们都应该一心一意地学习这种方法。他指出，法律所能取得的所有好处，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会表现出荒谬和矛盾的混乱状态，然后他将骚动的拉丁人民疯狂般制定出的宪法和英国的宪法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后者只能缓慢地、一点一滴地发生改变，影响它的是直接的必要性，而不是思辨式的论证：

    不去考虑是否严谨对称，更多地去思考它的方便实用的程度；永远也不要仅仅因为它是异常的事物，就去消除它；除了感受到不满，否则永不发生变革；除了能消除这种不满，否则永不进行革新；除了为特别的事例提供的必要条款之外，永远不制定涉及面更宽泛的条款——这些原则，从约翰时期到维多利亚时期，一直引导着我们250届议会，令它谨慎从容。

    倘若打算说明各个民族的法律和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各个种族的需要，完全没有必要猛烈地改变它，而要对它逐一进行审查。例如，就中央集权制的优势和劣势而言，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哲学上。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组成的国家用了一千年的时间努力维护这种中央集权制；当我们看到，一场目标是摧毁一切制度的伟大革命，也不得不尊重这种中央集权制度，甚至让它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承认它是迫切需要的产物，承认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至于那些声称摧毁这种制度的政治家，我们应该对他们那可笑的心智水平感到惋惜。倘若他们在这次的尝试中得以成功，那么他们的成功会很快成为爆发一场可怕的内战    的信号。又会立即带来一个比过去更具备压迫性的全新的中央集权制度。

    从之前阐述的观点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从制度里寻找深刻影响群体思想的方法。当我们看到一些国家，例如美利坚合众国，在民主制度下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繁荣，而反观另一些国家，例如那些以西班牙人为主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处于一种可悲的无政府状态中，我们应当承认，这种制度同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落并无任何关联。群体是由他们的性格所掌控的，那些不是由群体的内在性格塑造而成的制度，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衣服，一种短暂的伪装。毋庸置疑，为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残暴的战争和暴动的革命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并且还会继续进行下去，人们会像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善待这些制度，赋予它们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制度会对群体的思想产生影响，所以它们才会引发这些剧变。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制度并不是采用这种方式产生反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本身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影响群体思维的是假象和词语，特别是词语——它们的力量就如同它们的荒诞，接下来，我就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它们令人吃惊的影响。

    5.    教育

    在当今时代占据主要地位的观念中，居于首位的要数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教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改变，它会用可靠的方法提升他们，甚至能让他们变得平等。这种断言在被不间断地重复，单单这一个事实就完全可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从现在来看，想要打败它，就好比跟从前击败教会一样困难重重。

    但是从这一问题来看，就如同从其他的问题上看一样，民主的观念同心理学和经验的结论之间存在相当深刻的分歧。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加有道德，也不让他变得更快乐；它既不会改变他的本能，也不会改变他与生俱来的激情，而且有时——这种情况仅仅需要不良因素的诱导就会发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统计学家通过向我们阐述犯罪率会随着教育的普及，至少是某一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的事例来证实这些观点，社会上最坏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大名或许会出现在学校活动奖励的名单上。一位著名的官员，阿道夫?吉约先生，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指出，当前受过正规教育的罪犯和没有文化的罪犯的比例是3000∶1000，在接下来的50年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增加到了552人，增长了133%。他跟他的同事一样注意到，年轻人的犯罪率上升特别快，而众所周知的是，法国无偿的义务教育体制已经替代了收费制。

    当然我们不能确定，任何人也不会维护这样的提议——即使引导正确的教育体制，也不会带来行之有效的实践结果。就算它不能提升道德水平，那么它至少能够发展相关的专业技能。不幸的是，尤其在过去的25年当中，拉丁人民把他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非常荒谬的准则之上，虽然有许多颇具盛名的思想家，例如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人提出过意见，但是他们仍旧固执己见。我本人在过去出版的一部作品中指出，法国的教育体制把绝大多数受到过这种教育的人转变成了社会的敌人，为最糟糕的社会主义阵营招募了许许多多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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