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德斯弗斯上将将一条小船放到了海里，准备去营救失事船只上的船员。就在快要接近失事船只的时候，船上的水手和军官看到了“许许多多活着的人，他们纷纷伸出手臂，听到了许多哀号声”。当小船上的人到达目标所在地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所谓的失事船只不过就是一些覆盖着树叶的树枝而已，这些树叶都是从附近的海岸上冲刷过来的。当这一迹象被察觉时，幻觉才消失了。 在这一例子当中，我们解释过的关于集体幻觉的机制是完全行得通的。一方面，我们看见一个在期待中观望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巡逻的海员发出海上有失事船只信号的暗示。在相互传染的过程中，这一暗示被所有船员接受。 将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曲解，用与毫不相干的事物代替事实，当一个群体里出现这种情况，不一定需要人数众多。只要少数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群体，即使他们都是非常有学识的人，在他们的特长之外一样会呈现出群体的特征。在每个人独立存在的时候才有的观察的能力和批判精神很快就会消失。一个有独创性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同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问题相关的非常奇妙的例子，近期的《心理学年鉴》援引了这一事例。达维先生将一群非常出众的观察家聚到了一起，他们当中有最杰出的英国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在允许他们检查了物体，并且依照他们的意愿做上标记之后，达维先生在这些人的面前演示格式化的精神现象：显灵，并且让他们记录下来。在这些杰出的观察家陆陆续续写下记录之后，他们一致承认这些所展示的现象只能通过超自然的方法获得，然后，达维先生告诉他们，这些现象不过都是一些超级简单的小把戏造成的结果。 《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特点》的作者写道，“这些小把戏本身并不是那么令人感到惊叹，而是那些亲眼看见的外行人所记录的报告的极端不真实。”他说道：“显然，众多目击者也会给出完全不正确的条件关系，但是结论是，如果他们的描述被看作准确的表述的话，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就不能用骗局去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非常简单，人们对于达维先生竟然有如此的勇气去实践这种方法感到震惊。不过他拥有凌驾于群体思维之上的力量，他能让他们相信，他们看到了一些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物。”我们碰到的还是催眠师控制被催眠者的力量。由此可见，在高度秩序的大脑下，在预先持怀疑态度的人当中，这一能力也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轻易欺骗普通的群体，也就能够被人们理解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就在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报纸上满篇刊载的都是两个小女孩被发现在塞纳河溺死的新闻。有五六个目击证人用最稳妥的方式认出了这两个女孩。他们所有的证言都完全一致，没有给预审法官的思想里留下任何怀疑的空间。他草拟了死亡证明，不过就在这两个小女孩将要被埋葬的时候，一个偶然事件让人们发现，本来以为死了的人还活着，而且，她们同那些溺水身亡的人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如同在前面所引用的例子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所看到的是一个遇难者的假象，他的证词对其他目击者产生了影响。 在这类事情当中，暗示的起点总是由一个或多或少拥有模糊回忆的个人所产生的幻觉，随即产生的传染性则是这一最初的幻觉假象的结果。如果第一个观察者是一个极易受影响的人，他完全会坚信他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呈现出——除了所有真实的类似处之外——她的身上呈现出了一些特征，譬如一处伤疤，或是一些让其他人能够产生共鸣的细节。因此，那个能够产生的共鸣就会成为一种肯定过程的中心，它会入侵人们的理解力，让所有的批判能力瘫痪。那么，观察者所看到的将不再是目标本身，而是在他的脑海里唤起的形象。在这起发生在过去的，最近又被报纸重提的新闻当中，孩子的亲生母亲认错自己的孩子，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一定可以找出我之前所指出的两种暗示。 其他的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是他搞错了。于是，一系列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便开始了。 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同学认出了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大叫道：“我的上帝啊，这是我的孩子！” 她被带到了尸体的旁边，她检查了衣服，并且发现了尸体额头上的一处伤疤。“我很确定，”她说道，“我的儿子在去年的七月份失踪了，他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这个妇女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叫了过来。当问到他时，他说道：“他就是小费利贝。”许多住在福尔街的人都认为这个在拉弗莱特找到的孩子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孩子的同学，他根据孩子随身佩戴的一枚奖章认出了他。 不过，邻居们、表弟、同学还有那位妇女都搞错了。六个星期之后，这个孩子身份被查明了。他是波尔多人，他在那里被人杀害了，又被人运送到了巴黎。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辨别通常是由妇女和孩子做出来的——准确地说就是，这些人是最容易被影响的人。他们还向我们展示了，这类的目击证人在法庭上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特别是对于孩子而言，永远也不应该听信他们的证言。地方法官习惯于说童言无忌。即使他们拥有普通的心理学修养，他们也会知道，事情正好相反，孩子们总是在说谎。当然，这种谎言是无辜的，但是，谎言就是谎言。用一个孩子的证言来决定一个被指控的人的命运，还不如用投硬币的方式决定合理得多。 让我们回到群体的观察能力的话题上来吧！我们的结论就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是极其荒谬的，它在大多时候所表达的是在传染过程中暗示他人的个人幻觉。事实证明，必须理智地认为群体的证言极端荒谬，它甚至会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就在25年前的色当战役中，数千人参与了举世闻名的骑兵进攻，不过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时，想要知道到底是谁在领导这场战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近来的一本书中证实，关于滑铁卢战役中最重要的事件，迄今为止，一些人还在犯着最严重的事实错误——这是由数百人证明过的事实。 这些事实向我们表明，群体证词真正的价值所在。逻辑性的论述能够获得众多证人的一致赞同，所以，它算是支持一个事实的准确性最强有力的证据。然而就我们所了解的群体心理学向我们展示，讨论逻辑性的论述文章需要对这一观点进行重新编写。存在最多怀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被最多的人观察的事件。一般来说，一个事实同时被数千名目击证人证实，就是说，真相同人们所接受的解释截然不同。 从以上事实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历史著作必须被看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错误观察的真相做出的没有根据的描述，并且伴随一些对思考结果所作出的解释。编写一本这样的书，无疑是在浪费时间。倘若我们的过去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学、艺术和不朽的工程的话，那么我们就绝对不会知道以往时代的真相。关于那些在人类的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伟人们的生活，例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没有任何的真实记录。但是，从事实的观点来看，他们真正的日常生活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的伟人被展现在大众面前时是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传说里的英雄，而非真实英雄。 不幸的是，尽管神话被记录在了书中，但从它们本身来看，并没有稳定性可言。随着时光的流逝，特别是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体的想象力还在继续改变着它们。《旧约全书》中无比残暴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的爱的上帝有着很大的区别，在中国受到崇拜的佛祖，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点。 英雄的传说会被群体的想象力改变，将英雄从我们身边分离开，无须数百年的时间，转变有时就发生在几年之内。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见证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的传说，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被改编了数次。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拿破仑成了一个田园派的、热爱自由的慈善家，一个卑微者的朋友。在诗人眼中，他注定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留存在乡村人民的记忆里。30年后，这位性格随和的英雄成了一个血腥残忍的暴君，他在篡夺了王位，摧毁了自由之后，不惜牺牲整整300万人的生命来满足他的野心。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传说又在发生变化。数千年之后，当未来的有学识的人面对这些矛盾的论述，他们或许会质疑这位英雄是否存在，就如同现在有些人质疑释迦牟尼一样。他们只会看到一个光芒耀眼的神话或是赫拉克利特式传说的发展。毫无疑问，对这种缺少确定性的情况，它们很容易心安理得，因为就群体的特点和心理学方面来讲，他们要比现在的我们理解得更加透彻。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传说之外，历史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无论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好还是坏，它们都会呈现出简单而夸张的特点。从这一点来看，就如同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里的个人近似于原始生物。因为无法做出细致入微的区别，他会把事物看作一个整体，观察不到事物中间过渡的阶段。群体情感的夸张会被另一个事实所强化，即无论任何感觉，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互相传染的过程快速地散播，那些明确赞许目标的力量就会得到大幅度加强。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造成的结果是，它完全不知晓质疑和不确定性是何物。它就像女人一样，往往在一瞬间就会走向极端。怀疑一说出口，马上就会变成不可辩驳的证据。心生憎恶或是不赞许，若是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将不会获得力量，如果对象是一个群体里的个人，则会成为狂怒的仇恨。 群体感情的暴躁，尤其是在异质群体里面，又会因为全部责任感的消失而得到加强。意识到犯了错误肯定不会受到惩罚，并且具有这样的意识的人越多，就越是肯定，由于人数众多而产生的暂时优势，会让群体表现出单独的个人无法表现出的情感和行为。在群体里面，愚笨的人、无知的人和心存嫉妒的人，挣脱了自身卑微的感觉，拥有了一种残暴且短暂但却无穷无尽的力量。 不幸的是，这种夸张的群体倾向，往往会施加在糟糕的感情之上。它们是原始人类的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物，独立并且具有责任感的个人由于害怕受到惩罚，不得不对它们加以控制。因此，群体极易做出最糟糕、过分的勾当。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无法在巧妙的影响下，展现出英雄主义、奉献精神或崇高的道德品质。他们甚至要比独立的个人更有能力展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的道德时，我们很快就会有机会重新谈论这一话题。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