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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为什么禁止呢？”

    季莫欣不好意思地望了望周围，对这个问题不明白该怎样回答，该回答些什么。皮埃尔于是又向安德烈公爵问这个问题。

    “为了使地方不遭到破坏，好留给敌人受用。”安德烈公爵刻薄地挖苦说。“理由很充分：不许抢劫地方，不让士兵养成抢劫的习惯。在斯摩棱斯克他的判断也正确，他说法国人可能包围我们，因为他们的兵力比我们强。但是他不能明白这一点，”安德烈公爵突然不由自主地尖声喊叫起，“他不能明白，我们在那儿第一次为俄罗斯的土地而战，我在军队中从来没有见过那样高昂的士气，我们一连两天打退了法国人，这一胜利使我们的力量凭添了十倍。他却命令撤退，所有的努力和损失都白费了。他不是内，他努力把一切都尽可能地做好，把一切都尽可能地考虑周到；但是正因如此，他是不中用的。他现在不中用了，正是由于他像每一个德国人那样，对每件事都考虑得过分认真、精细。怎么对你说呢……譬如说吧，你父亲有一个德国仆人，他是一个顶好的仆人，比你更能满足你父亲的一切要求，当然让他干下去；但是假如你父亲病得要死了，你就得把仆人撵走，亲自笨手笨脚地侍候你父亲，你会比那个熟练的，然而却是一个外国人的仆人更能安慰他。巴克莱就是这样。当早安无事时，一个外国人可以服侍它。他可能是一个顶好的大臣，可是一旦它处于危急关头，就需要自家的亲人了。而你们俱乐部的人却胡诌说他是内！诽谤他是内，到后来只能为你们错误的非难而羞愧，忽然由内捧为英雄和天才，那就更不公道了。他是一个诚实的、非常认真的德国人……”

    “可是，听说他是一个精明的统帅呢。”皮埃尔说。

    “我不懂什么是精明的统帅。”安德烈公爵嘲笑地说。

    “精明的统帅，”皮埃尔说，“他能预见一切偶然的事件……他能猜到敌人的意图。”

    “但这是不可能的。”安德烈公爵说，仿佛在说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

    皮埃尔惊奇地看了看他。

    “不过，”他说，“大家都说，战争就像下棋。”

    “是的，”安德烈公爵说，“不过有点区别，下棋每走一步，你可以随便想多久，下棋不受时间的，另外还有一点区别，那就是马永远比卒强，两个卒比一个卒强，而在战争中，一个营有时比一个师还强，也有时反倒不如一个连。任何人都弄不清军队的相对力量。相信我，”他说，“如果说参谋部的部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我就在那儿从事部署工作了，但是我没有那样做，而荣幸地到这儿，到团里服务，和这些先生们共事，我认为明天的战斗确实取决于我们，而不是取决于他们……胜利从来不取决于将来，也不取决于阵地，也不取决于武装，甚至不取决于数量，特别是不取决于阵地。”

    “那么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士气——我的，他的，”他指着季莫欣说，“以及每个士兵的士气。”

    安德烈公爵向季莫欣看了一眼，季莫欣惊恐地、困惑不解地望着他的团长，安德烈公爵一反平时沉默寡言的矜持态度，现在似乎激动起来了。显然他情不自禁地要说出此时闪现在他的脑际的那些思想。

    “谁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谁就能胜利。为什么奥斯特利茨战役我们吃了败仗？我们的损失几乎和法国人一样，但是我们过早地认输了，——所以就失败了。而我们所以认输，因为我们无须在那儿战斗：一心想快点撤离战场。‘打败了——赶快逃跑吧！’于是我们逃跑了。假如直到明天我们都不说这话，那么，天知道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了。明天我们就不会说这话了。你说：我们的战线，左翼太弱，右翼拉得太长，”他继续说，“这全是扯淡，完全不是这回事。明天我们面临着什么？千百万个形形色色的偶然事件在瞬息之间就决定了胜负，这要看：是我们还是他们逃跑或将要逃跑，是这个人被打死，或者那个人被打死；至于现在所的一切全是一场游戏。问题是，和你一起巡视阵地的那些人，不仅对促进整个战役的进展不会有帮助，而且只有妨碍。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微薄的利益。”

    “在这关键的时刻吗？”皮埃尔责怪地问。

    “在·这·关·键·时·刻。”安德烈公爵重复地说了一句，“对他们来说，这个时刻不过是能够暗害对手和多得一枚十字勋章或一条绶带的机会罢了。明天对我来说，那就是，十万军队和十万法队聚在一起互相厮杀，事实是，这二十万人在厮杀的时候，谁打得最凶，且不惜牺牲，谁就会取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不管那儿出现什么情况，也不管上层是如何妨碍，明天我们一定胜利。明天不管那儿怎么样，我们一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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